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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发展”应遵循四项原则  

2009-07-08 07:11:05|  分类: 钟茂初:反主流之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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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选自钟茂初:“发展”内涵的深化与“发展”现实的误区,学术月刊2009年第6期

   在传统意义上,“发展”的内涵一直被认为是短期功利价值的实现,是财富的增加,是国家经济总量的增长。而随着社会的进步,要求“发展”的内涵必须突破传统的功利价值观念,朝着深化方向去拓展。也就是说,发展内容应拓展为经济增长、人文发展、生态可持续发展目标应拓展为短期发展、长期发展、历史发展发展主体应拓展为个人发展、国家发展、人类整体发展;发展还应是各种利益关系的协调过程;发展过程应遵循四个原则,帕累托原则(即实现某一方利益以不损害其他方利益为前提),卡尔多原则(即实现某一方利益而损害另一方利益时应给予受损方足够的补偿),罗斯托原则发展中出现不均衡时应着重关注处于最不利地位者的利益),可持续发展原则发展以不超过自然承载力、不损害地球生态和后代人利益为约束)。由此反观现实中的“发展”实践,会发现存在着诸多“发展”误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所反映的“发展”忽略了多方面的“发展”内涵;“过度发达”异化了“发展”的理性方向;“发展”的比较与借鉴忽略了不同的背景条件;关乎“发展”的各种利益关系未得到足够重视;追求“发展”成效而不讨论“发展”成本的分担。   

 

对照完善的“发展内含”,来评析现实的发展,就会得出各国的发展过程都普遍存在以下有悖“完善发展”的误区,需要在真正追求“完善发展”的过程中进行理念上的和政策上的改进。

(一)人均GDP所反映的“发展”忽略了多方面的发展内含

尽管发展理论关注了“个人”的发展,但发展现实中主要关注的还是国家层面的发展数据,而忽略了“发展内含”的一个重要方面——“帕累托改进”,即:一个阶层的改进不能损害另一阶层的利益(也不能弥补另一阶层的退步)、一个方面的改进也不应当以另一方面的损害为代价(也不能弥补另一方面的退步)。现实中对“发展”的评价往往是用“人均GDP”或“人均收入水平”这样一类的“平均数”来衡量,这就可能隐藏了许多有违“真实发展”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人均指标”,用一个平均数,掩盖了业已存在且不断加重的城乡差别、地区差别、行业差别、贫富差别;“人均指标”的改进,并不意味着贫困问题、不公平问题自然而然会得到解决,反而有可能随着“人均指标”的改进而加重;(2)“人均指标”,可能掩盖发达者是以损害落后者利益的方式而实现的福利增长(即非帕累托改进式的“发展”),也会掩盖发达者大量占用发展资源的事实;(3)“人均指标”,可能呈现一个较高水平的平均数,由此会掩盖部分低收入者的欠发展状态,掩盖落后者处于极度不利的弱势地位(即没有实现罗尔斯公正的“发展”)。弱势阶层的基本需求是否得到保障,在“人均指标”中得不到体现;(4) “人均指标”,用一个平均数,把差异显著的整个社会简化为“同一特征”,采取同一的发展目标和发展策略,而忽略了不同发展程度的阶层,其所追求的“发展内容”是完全不同的;(5)“人均指标”的改进,也区分不了是个人收入增加了,还是企业利润增加了,抑或是政府财政能力增强了。这些方面实质也是发展经济学研究者关注到的人均GDP和人均收入的增加并不能自动地解决贫困和不平等现象的关键所在。

对中国的发展评价而言,以往更多关注的是GDP总量及其增长速度,近年各级政府的发展规划都加入了人均发展指标,似乎比起单纯追求GDP总量指标和增长率指标有了进步。但是,人均指标,对完善的“发展内含”而言并不是充分的,可能掩盖许多内在的发展矛盾,与怀疑“GDP崇拜”一样,也应对人均指标保持“警惕”。再者,追求高的“人均指标”的增长,岂不是追求更高GDP增长率,对于发展方式的改变只会起到背道而驰的效果。

 (二)“过度发达”异化了“发展”的理性方向

在现代工业社会,人们普遍认为,经济是人类社会中决定一切的,人类所有行为的目的和动机都可以以经济因素来表述,人类所有行为的后果都可以以经济成就和经济效益来评判,社会发展也可以由惟一的经济总量指标来评判。把“发展”简化为“经济增长”,把“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投资、需求、技术等)作为“发展”的根本。把“经济增长”作为“发展”的惟一目标,又把投资增长、需求增长、技术发展作为经济增长的目标,再把在这些因素的增长作为经济合理性的惟一评价。现代经济和工业技术的发展所引起的增长被普遍认为是必需的,并且是对全社会有益的、越多越好。“发展”的其他方面的内涵就因此而被“理所当然”地忽略了。在全社会普遍持有这样的思想理念下,完全有动机以牺牲他人利益、人类整体和后代人利益、非物质利益、生态环境利益,去增进某一地区、某一群体的经济增长。精神文化的经济化、人文价值的财富化、人际关系的利益化以及自然资源的耗竭、生态环境的破坏、废物排放的不断累积等都是“经济增长至上”这一初始“发展内含”思想的必然结果。一种极端的结果就是“过度发达”。“过度发达”这个概念是美国学者戴利(Herman E.Daly,1996)提出的,指一个国家的发达水平达到这样的程度:它的人均资源消耗水平如果普及到所有国家将不可能被承受。

要解决“发展”异化与“过度发达”问题,就必须有效地协调物质需求、人文需求与生态需求的关系。从个人发展而言,社会成员的物质需求达到一定程度后应追求 “更简单地生活”,即意味着:以放弃更多的物质需求追求、来换取更多的人文需求和生态需求满足,这是个人发展的理性方向。然而持有或实践“更简单地生活”这种理性观念的人还只是少数,根本原因在于全社会主流的价值观依然被经济主义、消费主义的传统思想所把持着,社会的制度也维护着传统的认识。从国家发展而言,国家政策则往往是不遗余力地促进国民经济增长、居民消费增长,这些政策其实是与“发展内含”的深化方向背道而驰的。另一方面,国家作为追求“发展”深化的一个主体,在某些方面,也应进行类似于“更简单地生活”的行为。如,(1)在解决全国民众的温饱问题和基本发展之后,不过分追求体现为物质产品数量增长的“经济增长”;(2)不过分追求体现为物质财富占有和使用的“国家富强”;(3)不过分追求体现为物质产品更新换代的“技术进步”;(4)不追求以经济高速增长追赶富裕国家的“国际地位”、也不追求以拉大与他国贫富差距或损害他国利益为手段获取的“国际地位”;(5)不追求以牺牲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社会和谐等为代价的“经济繁荣”;(6)不追求以破坏自然生态系统为代价的“发达”。上述关于国家发展的理念可称之为“更简单的发展”或“不过分的发达”。

(三) “发展”的比较与借鉴忽略了不同的背景条件

法国学者佩鲁认为,把发展简化为增长的认识,是一种忽视了人类的行为和历史、具有很大片面性和狭隘性的经济主义的观点。他指出,那种以欧美发达国家发展观为评价标准的发展思想和发展模式是不可取的,“人民曾受到愚异,消极地接受那些不仅从未以其自身经验为基础而获得的,而且是由西方人向他们灌输的思想、公式和战略。”

 可见,“发展”的比较与借鉴,必须关注不同发展主体的不同发展背景。应从几方面来看待这一问题:(1)“发展”是人类价值不断得以实现的过程。而人类的价值观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所以“发展”的内含也必然随之不断发展变化。在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不同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发展”是由不同的目标、手段、过程和结果构成的,所以“发展”在相隔久远的时间坐标上是难以确定统一的度量和评价指标的、是不可比较的;(2)“发展”是对人类需求满足程度的一种表征。而人类基于其价值观念形成的“需求”是多种多样的、不断变化的、因“人”而异的(因其需求已经得到满足的程度、因其向往得到满足的方向、因其所属群体等)。所以“发展”不能只考察某一群体的某一需求的满足程度、而应考察各个群体对各种需求的满足程度,“发展”不应在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背景下使用一种恒定的度量指标、而应该随着人类需求内容的变化而改变,“发展”不应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之间使用同一判断标准、而应针对不同群体不同需求内含来确定不同的判断指标;(3)人类需求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层次(如基本生活需求、发展需求、精神文化需求、关注人类整体的需求等),但不同层次需求之间不是迭加的关系,而是递进式的关系。只有当低层次的需求得到较充分满足时,较高层次的需求才有意义,否则对“发展”是没有意义的(比如,当一个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尚未得到满足时、为他提供文化层面的东西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发展”的内容是不能超越所讨论社会群体的需求层次的。由此可见,那种以西方发达观为标准的发展评价是不可取的。因此,无论是制定发展目标,发展策略,还是对发展过程进行度量和评判,都应站在不同社会群体所适应的需求层次上来进行。如果仅以低层次的指标来评判高收入群体的“发展”、那么会低估和错估其“发展”并压抑其“发展内含”的深化,如果以高层次的指标来评估低收入群体的“发展”、那么不仅不能使他们真正得到发展而且会使“发展”内容走向歧途。

总之,“发展内含”是不能超越所讨论群体或阶层的需求水平的。在同一社会中存在着适应于不同需求的社会群体或阶层时,不能采用统一的(或高标准、或低标准、或是平均化)评价准则来评判整个社会的“发展”、来确定“发展”的目标、来选择发展的手段和策略。真正的发展,必须使得各个群体在各自的“标准”下都有所“发展”,而且一个社会群体的“发展”不能损害其他社会群体的“发展”、一个社会群体的“发展”标准不能强加于其他社会群体。

 (四)关乎“发展”的各种利益关系未得到足够重视

作为“发展内含”的重要方面,对“发展”所涉及的各种“关系”必须给以足够的正视。现实中,个人或地方发展以“公有地悲剧”方式损害国家利益、国家发展损害个人或地方利益、地方之间相互的“外部性影响”、社会成员间的财富差别、地区间的财富差别、国家间的环境影响、国际间维护地球生态的协同等“关系”都没有纳入“发展”的评价之中。因为,各种利益关系反映了不同主体(个人、国家或地区、人类整体)的发展利益是否协调,也反映了 “帕累托改进”在发展实践中是否得到了落实,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是不是损害另一国家或地区的利益。

从关乎“发展”的各种利益关系角度来看各国的“发展”现实,以中国的发展实践为例,普遍存在以下方面的问题:(1)近年来,中国的“社会成员间的财富差别”问题是不断加重的。虽说财富差别不应一概而论,但在基本生活需求和社会保障方面应优先保障弱势群体利益,这是发展过程中实现“罗尔斯公正”的基本原则。中国已试图在这些方面建立相应的制度,但在保障的程度、手段、范围等方面离真正的“保障”还有很大的差距(尤其是对农村贫困或富余人口、城镇失业人口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医疗福利保障力度还很小),在制度上也缺乏保障弱势群体权利、抑制新的弱势人口增加的手段;(2)近年来,中国的“地区间的财富差别”问题也在不断加重。在降低地区差别方面,中央政府在努力作为(如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等战略的实施),但笔者认为:更关键的是在处理区际关系时必须遵循“帕累托改进原则”——即各个地区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应给其他地区的发展造成损害、如果有损害应当给以补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发达地区之所以“发达”、是因为有“不发达地区”的“不发达”支撑着,他们可以利用自身的经济优势吸引其他地区的技术人才、劳动力、自然资源,而省去技术人才的育成成本、劳动力培养成本、自然资源的维护成本,所以应当通过各种合作的方式给以一定的回报。但目前尚缺乏这样的认识与制度);(3)近年,在资源和环境使用方面普遍存在“公有地悲剧”(主要表现在:地方政府及地方税收依赖的企业为了短期的经济增长,不惜掠夺性地开采自然资源、不计环境代价地排放污染)和不顾及“外部性影响”的现象(表现在某些地方及其主要产业为了短期的经济利益,不惜直接向江河湖泊排放污染物、对当地居民以及周边居民造成生存环境的急剧恶化),在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方面普遍存在“搭便车”现象(表现为:对环保与治理不主动、不积极,等待中央治理)。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制度上没有有效的调节机制,尤其是在对地方领导的政绩评价时主要关心经济繁荣;(4)在国际经济关系方面,近年来中国已经成为了所谓的“世界制造工厂”,大量生产和出口高消耗、高污染产业产品,这就是以投资与贸易方式使得中国承受着他国的外部性环境影响,这既是中国发展水平较低所决定的、也是中国经济发展政策推动的。随着发达程度的提高,中国的这一发展策略应适当纠正。毋庸讳言,中国在这一发展阶段,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其他国家发展产生了外部性影响(或者说发展过程欠缺帕累托改进与卡尔多改进原则的落实),对地球资源(海洋、大气层等)使用也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公有地悲剧”的态度,如同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贡献于世界经济增长一样、中国的高速增长也对地球环境质量的变化有不小的影响。在对影响全球生态环境的区域(如南美的热带雨林、海洋)的保护,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大国和经济大国尚未起到与其大国地位相适应的作用。

 (五)追求“发展”成效而不讨论发展成本的分担

在发展现实中,发展成效是每一个发展主体所着力追求的,但发展是需要付出成本代价的,而获得发展成效的主体并不一定是承担发展成本的主体,这就导致了发展过程中的不公平问题。如,各国工业化初期,通常是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积累工业化资金,使农民应获得的利益向城市发生了转移,也使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所需的资本不断地向城市工业转移。获得发展成效的是工业部门和城市居民,而承担发展成本的则是农业部门和农民,这对农民是不公平的,损害了他们的经济利益,更进一步损害了农村经济长远发展的后劲,导致了城乡发展差距的强化;又如,各国工业化高速发展阶段,其劳动力低工资低保障是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获得发展成效的是资本拥有阶层和资本优势地区,而承担劳动力培育和保障成本则是劳动者阶层;再如,各国在追求可持续发展(保护生态环境)的过程中,生态受益的是整个区域甚至是全球的民众,而承担生态责任(经济发展提高收入水平的途径受到严格限制)的则是生态功能区的民众。

上述发展成效受益主体与发展成本承担主体分离的现象,在现实发展过程中是普遍存在的,但发展成本分担的问题并未得到真正的重视和有效的解决。发展成效,要建立在帕累托改进原则和卡尔多改进原则之上。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群体的发展成效应在不损害其他群体利益的前提下去实现。当某一个群体的发展可能损害其他群体利益而增加自身利益时,获利的群体应当拿出其所增加的利益来补偿受损群体的损失。这是调整发展受益主体与发展成本承担主体间利益关系的“发展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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